朝廷税赋的上缴,就始终是足额足数的,也只有遇到灾害之时,才会有所蠲免。
过去一段时间,川蜀每年给朝廷上缴的税赋,能占到全国两成以上,这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比例,同时也意味着川民的疾苦。
后来,朝廷也酌情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,使之趋于合理,这才减少了对川蜀的压榨。但即便如此,川蜀每年的贡赋,仍旧是排在天下道州前列。而从西南地区来看,也只有剑南被朝廷看得最紧,没办法,谁教西南地区就你剑南道富庶呢。
张雍在西南为官,也有十来年了,从成都知府到剑南布政使,自然有了感情,有了自己代表的利益集体,也想要为剑南的百姓某些福祉,扬一下名。
当然,他倒也不像其他人那般,一味地叫苦鸣屈,只是合理地提出,希望财政司在制定税额的时候,能酌情地调整一番。这每年就都在调整,但像剑南这样的天府之国,每年调整的余地都不大,不加已经属于恩惠,张雍这是想减。
如果说张雍是为剑南百姓考虑,想要减轻治下官民负担的话,那还有些人,就属于为地方官府谋权争利。
其中,争论得最激励的,毫无疑问,属于每年地方税赋留存问题。不只一个道司提出,每年两成的税额,实在太少,已经不够当地行政支出,甚至有些影响到地方的行政运转。
两浙布政使王仁赡就举例,说浙南一些州县官吏,已经出现拖欠俸禄的现象,官吏们,尤其是基层官吏们,日子不好过。
这显然是在扯淡,其他地方也就罢了,你江浙地区也叫穷,那其他穷困道州岂不是要炒翻天?
在留存税收这事上,是中枢与地方之间最关键的一处矛盾,而面对这些来自地方上的声音,刘旸与赵普也是感到了一些压力。
不过,他们的态度也十分坚定,税收留存属于中枢的底线,不容打破,这不只是税额多少的问题,还涉及到中枢权威,涉及到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力。
政权可以适当宽松,但军权、财权是要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,对朝廷而言,这是十分必要的。
何况,仅从开支来讲,偌大一个朝廷,那么多官员,那么多勋贵,那么多军队,还有各种工程以及天灾人祸,这需要的财税,可比某一道一州的财政压力要大得多。
当初的财政拮据,让每一个中枢大臣都记忆深刻,因此,涉及到这方面,自然就触及到他们的敏感神经了。
因此,赵普是代表朝廷,进行了强硬的驳斥。同样是从地方上历练出来入朝拜相的狠角色,赵普屁股底下可不虚,对地方的情况也有深入而透彻的了解。
在赵普看来,想向留存税收伸手的人,更多的还是为私利,或者地方保护思想严重。这个例子绝不可轻开,否则,有一次,便有第二次,财权若动,那早晚其他权力也将受侵蚀,如果是那样,那朝廷维持了几十年的制度也将受到动摇,这是不利于国家稳定,当然,最关键的影响,还在于中央朝廷的权威。
不过,相比赵普的态度,卢多逊倒是选择支持地方上的诉求,并不阴不阳地说赵普在政事堂待太久了,不知道地方的情况,应该体恤下情
结果,赵卢之间,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夺,这样扬州后置案后,两者之间有一次严重冲突,还偏偏选在这么个时候。
耳闻不如目见,原来传闻并不只是传闻,并且,中枢的相权之争,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激烈。进京的道司大吏们,算是饱饱地吃了一顿瓜,而卢多逊的“背叛”行为,也让刘旸十分不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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