则他虽尚在人间身居首辅,却已经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。
申时行没有做烈士的决心。他坐在前任的书案之后,认为张居正当年如能避免各种错误,他就没有自我牺牲的必要。申时行记得清楚:在万历初年大家对张居正还心存钦慕,他们没有责成这个首辅舍弃旧章,创造一个新的行政系统。他们心目中的大政治家,应当以个人的声望来调和各种极端。在一般情形之下,他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;但这标准只能维持到一定的限度。事态的发展逾于限度之外,则就要用恕道来原谅各人的过失。首辅的最大贡献,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。大才小才,庸才劣才,全部如是。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,即为申时行所称的“诚意”。
除非把全部文官罢免,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,身为首辅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,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。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:即虽称公仆,实系主人;有阳刚有阴。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。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,他就担任这样角色,至于别人的评论如“首尾两端”之类,就只能付诸一笑。
申时行下决心当和事佬,固有以上的理论及经验作背景,但也与个人利害有关。
他在初任首辅的两年内,曾一再感到风雨飘摇。当日凡被目为张居正的私人,都要费一番心力,为自己洗刷。申时行固然有忠厚长者的声名,但是他与张的密切关系,也早为人所共知。纵是他是当今皇上老师,亦于事无补。这时候万历皇帝年已19岁左右,嘴唇上和颔下已长出了稀疏的短须,俨然一个成年人了。他声称过去被人愚弄,今后当彻底地独立自主。皇上要振作,当然是好事;然则他的动机却出于疑忌。这又增加了左右大臣职务上的危险性。申时行也很清楚地看到,在他前任8个首辅中,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,其他翟銮、夏言、严嵩、徐阶、高拱和张居正6人,或遭软禁,或受刑事处分,或死后仍被追究。表面看来,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,其实所有案件,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。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,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。技术上的争端,一经发展,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,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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